不過是綺夢一場。

逆流而行，在人海中找出路，終於走到埗頭。這裏上船落船的人一樣多。

「我們命運不算好，所以晚上都要呆在這裏。」

對局外人來說，埗頭人們已身在烏托邦了。半年前的局外人，今天竭力找尋屬於自己的一塊。

紅磚堆砌出一扇半掩的門，有人望門輕嘆，有人急步離去。

除了令人難堪的東西，過客們大底沒有遺下任何痕跡。

獨自埋首整理，期盼水落石出的一天。

光陰的流動，早已摒於腦海之外。

方式雖有異，其實每個人都在全神灌注地搜索。

流言蜚語，自我圓說，絶不放過任何一絲信息。

這文章最後並沒有成為定稿，而由其他同學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寫再提交。我決不將之視為我的作品。大概我不過是一部自動打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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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或「空調」？

── “air conditioner” 的翻譯問題

在香港這個沒有冬季的城市，「冷氣」是每個家庭不可缺少的家庭電器。「冷氣」一詞，翻譯自英語 “air conditioner”。但照字面解釋，似乎「空調」一詞比「冷氣」來得準確。「空調」一般被認為是內地用語又或是書面語，似乎「冷氣」一詞比較帶「港味」。本文將從語言學角度，分析到底哪一個詞語翻譯得比較妥當。

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i]， “air conditioner” 的英文解釋為 “a machine that cools and dries air”，而中文翻譯為「空調機」或「空調設備」。作為一部有一定學術地位的詞典，其英文解釋似乎犯了邏輯上的錯誤， “air conditioner” 的功能應不止於「降溫」與「乾燥」的作用。根據wikipedia (English)：

“An air conditioner is an appliance, system, or mechanism designed to extract heat from an area using a refrigeration cycle. In construction, a complete system of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is referred to as HVAC. Its purpose, in the home or in the car, is to provide comfort during hot days and nights.”[ii]

可見「降溫」只是 “air conditioner” 的其中一項功能，而不是唯一的功能。 “air conditioner” 的機械結構必定附設恒溫系統[iii]，否則不能維持某一特定溫度。因此，認為 “air conditioner” 只有「降溫」功能的論調並不可能成立。雖然 “air conditioner” 不是只能輸出「冷氣」，但本地卻習慣將 “air conditioner” 翻譯成「冷氣」。以下為不同廠商對 “air conditioner” 的翻譯：

	日立 Hitachi	松下電器 panasonic
香港	冷氣機	冷氣機
中國大陸	空調	空調
台灣	冷氣	空調

註：資料以官方網頁為準，最後訪問日期為2007年11月28日

在香港，兩家廠商同樣將 “air conditioner” 翻譯成「冷氣機」，而不是空調，以迎合本地的語言習慣。一般市民在冬季期間很少用到 “air conditioner” 的「暖氣」功能，只會在夏季使用其「降溫」功能，因而忽略其他功能。 “air conditioner” 在本地大眾心中，只是單純的「降溫製冷」工具。

除了語言使用習慣外，又會否涉及語文規範問題？根據《現代漢語詞典》[iv]：

[冷氣]

1. 利用製冷設備，把空氣冷卻，通入建築物、交通工具等內部，以降低其溫度。所通的冷卻的空氣叫做冷氣。

2. 通常也指上述設備。

[空調]

1. 空氣調節，調節房屋、機艙、船艙、車廂等內部的空氣溫度、濕度、潔淨度、氣流速度等，使達到一定程度的要求：空調機、空調設備。

2. 指這種用途的裝置：安裝空調。

既然「冷氣」與「空調」皆被收入《現代漢語詞典》，即兩詞同屬內地認可的規範語，這就不存在哪個是書面語或口語，又或是哪個是內地用語或本地（地方）用語的問題。值得留意的是《現代漢語詞典》對二詞的解釋有明顯的差別。「冷氣」只強調某設備的「製冷」作用，同時包含此設備所輸出的氣體，屬比較狹義的講法；而「空調」指涉範圍比較廣，強調「調節」的作用，而非單純的指向「降溫」作用。至於《國語辭典》[v]則有以下解釋：

[冷氣機]

「一種空氣調節器。以壓縮機壓縮導管中的冷媒，再以蒸發器使冷媒變成氣態。在氣化的過程中，因為要吸收大量的熱，所以室內氣溫會降低。氣態的冷媒再送進凝結器，又回到液態，重新輸入導管，如此循環不斷的散放冷氣或暖氣。另兼具調節室內溼度和純化室內汙濁空氣，加速室內空氣循環、通風等功能。」

[空調設備]

「具備調節空氣中的溼度、溫度，使之潔淨，並保持一定標準的機械。如冷氣機等。」

《國語辭典》對於「冷氣機」的解釋已超出了字面上的意思，進而加入「調節空氣」的概念，與「空調設備」的解釋相當接近。這等於承認了「冷氣機」一詞的表面意思並不能完全表達其實際功能。

其實「冷氣」一詞除了解作「空調設備」之外，亦有其他用法。以下節錄自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的現代漢語語料庫[vi]：

1. 广州华海大厦总经理办公室时，温总经理和廖副总经理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2. 对于“热气上升，冷气下降”、“人类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月亮本身不发光”等物

3. 不过，望着弹坑旁的弹药库，军士长彼得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4. 愿中国青年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

5. 当时，两人一起来到工地，经工程技术人员一指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乖乖，要修的这条路扶摇直上，实际上就是从山脚绕“之”字直抓

6. 一阵冷气袭来，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脑里也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五四”到现

「冷氣」在以上各條都明顯沒有帶有「空調設備」的意思，可見「冷氣」還有其他用法。歧義在某些情況難免做成信息混亂，例如上文第六條，到底「冷氣」代表什麼，還得從上文下理推敲出意思。但「空調」一詞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由此至終只有一個用法。

從辭典、百科及語料庫三方面考證，筆者認為「空調」比「冷氣」翻譯得準確。二詞衝突的重點不在於規範或語法問題，而在於意義傳達。「冷氣」雖然非常形象化，但只將着眼點放在「降溫」上，並不能完全表達 “air conditioner” 本身的調整環境、狀態的含義。反觀「空調」，本身帶有「空氣調節」的意思，空氣的溫度、濕度、氣流速度都包含其中，意思明顯比較具體完整。撇開商業、文化考量，單單從語言學出發的話，筆者認為「空調」更能表達 “air conditioner” 的含義。

引言

《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後，迅即成為暢銷國內外的長篇小說，於1997年獲頒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後，就更受各界關注。《白鹿原》由清末到共產黨執政，橫跨四十年，毫無間斷的將中國近代史呈現於讀者眼前。作者採用「雙對主義」的敍事觀點，認為對於歷史的一切評價都會隨時間改變。作者以「鏊子」作比喻：「鏊子是烙鍋盔烙蔥花大餅烙館館饃的，這邊烙焦了再把那邊翻過來，鏊子底下燒著木炭火。」（第十五章，頁67）「熬子」盛着人民，燒焦一面，翻一翻再繼續燒，下面仍是灼熱的炭火。白嘉軒的戲樓是「鏊子」，白鹿原是「鏊子」，其實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鏊子」。作者以歷史作為探討儒家文化的切入點，並對歷史進行梳理，以冷酷的筆觸描寫不過政權對人民的摧殘，對任何政權都不予以肯定，認為只有儒家文化才能給予人民真正的庇蔭。

《白鹿原》的文字富粗糙感，同時化用了不少陝西俚語，地域色彩極為濃厚，為城市長大的一輩帶來強烈的感觀刺激。作者以「粗糙」的文字，細緻的呈現出陝西簡樸原始的農村生活，兩者相互配合，營造出統一的滄桑感。對於歷史事件的敍述，作者多以悲觀角度出發，使作品洋溢着沉鬱的氣息，亦表達了人民對於政治鬥爭的無奈與無力感。作者以歷史敍述作為場景，人的生活才是作品的重心。白燁指出：「《白鹿原》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的結構框架，始終以人物為敍述中心，事件講求情節化，人物講求性格化……」[1]作者在利用人物形象展現儒家文化的優良傳統之餘，亦揭示其愚昧迂腐之處。例如對於女性的處境就有頗深刻的敍述，儘管仍侷限於以傳統男性的觀點出發，但作者冷酷筆觸背後的深遠意蘊仍值得深思細味。本文將從作品中類型化的人物形象探討作者對儒家文化的觀點與態度。


白嘉軒的儒家皈依

在白嘉軒及朱先生兩個人物的形象上，流露出作者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肯定。朱先生被塑造成冷靜的分析者，與所有事件始終保持距離，典型的關學大儒形象。他曾隻身勸方升退兵（第六章，頁20），自此成為白鹿原的「聖人」。他起草的《鄉約》成了白鹿原的儒家規範，也是白嘉軒主持公道的最有力依據。他未卜先知，字字珠璣，他的能力甚至脫離了現實。其實他是作者安排作為事件的評論者，代表作品世界以外的當代人觀點。而白嘉軒作為故事的主幹人物，是土地觀念極重的典型中國農民。他由始至終都保持傳統的正義男性形象，是相當類型化的人物。

白嘉軒的「腰挺得很直」，如此具象化的描寫，表現了他正直的處事風格。黑娃說：「他的腰挺得太直……」白嘉軒大公無私的形象，甚至對後輩形成心理壓力。白嘉軒稟承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恪守「仁義」為待人接物的大原則。「仁者愛人」，白嘉軒與鹿三雖為主僕關係，但他倆稱兄道弟，同桌吃飯，彼此信任，互相尊重。作者這種描寫突破了階級劃分習慣。白嘉軒有田有地，屬於富農階層，理應是鹿三這種貧下農民的階級敵人，他們之間只能有敵對關係。後來當田小娥的魂魄離開鹿三後，鹿三變得痴呆，白嘉軒仍處處保護鹿三，並警戒後輩們不應對他呼呼喝喝，甚至訓令後輩要分擔鹿三的工作（第二十六章，頁119）。可見白嘉軒與鹿三的感情已超越了主僕關係。對於曾洗劫白家並打斷他的腰的黑娃，只要他肯誠心「改過」，白嘉軒願不計前嫌，容許他進入祠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白嘉軒不是國家首長，但作為一族之長，他有一套「治族」方針。他修祠堂、建學院、訂《鄉約》，逐步建立威信，確立領導地位。白嘉軒只安於族長之位，由此至終都沒有參政的欲望，亦刻意與各政圑保持距離。當何縣長邀請他當參議員（第八章，頁33），他諸多推辭，亦在言語中透露出對現代民主概念的不理解與不信任。雖然他參與了「交農事件」（第八章，頁29），但他只為保障村民利益，抗議縣府收徵「印章稅」。他根本不認為這是甚麼抗議行動，事實上亦對抗議概念沒有任何認識。他總對新事物持保守態度，基本上代表了當時人民對外來事物的態度。對人民來說，「三民主義」又或「共產主義」，都不及「皇上」來得安穩可靠。當城裏「反正」（第六章，頁24），白嘉軒、鹿子霖等人頓時六神無主。白嘉軒阻止仙草為白靈纏足，雖可片面解讀為破除舊有的陋習，其實不過出於對女兒的溺愛。當他反對給女兒上學堂，顯示出他深受「女子無材便是德」的影響，揭露了他傳統守舊的真面貌。白靈後來與白嘉軒鬧翻，加入了共產黨，最後被誤認為特務而遭活埋。這殘酷的結局安排，顯示出叛逆的女性不會有美好的結局。


儒家文化對女性的壓迫

雖然作者肯定了儒家傳統對人民的保護作用，其實只是相對政治運動的說法而已。在儒家文化冠冕堂皇的背後，仍蘊含着扭曲人性的一面，當中最觸目的是女性的處境。白嘉軒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由，一生娶了七房太太。白家對媳婦首要要求，就是不能被白嘉軒「剋死」，不能「死」是因為要為白家繁殖後代，傳宗接代。「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死了五個我準備給你再娶五個。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佔去了甘心。」（第一章，頁4）女性被物化成單純的繁殖工具，死了壞了可以被隨時置換。這句話由身為人母的白趙氏說出，可見她自己也認同了女性只有一個「功能」，已成為男權體系的共犯。雖然白嘉軒曾為六娶六喪而心灰意冷，「實則是自己的男性象徵遭致否定」[2]，他是為自己沒有媳婦生兒育女而自憐，而不是為她們的死而傷心。「白嘉軒後來引以豪壯的是一生裏娶過七房女人。」（第一章，頁1），「七房女人」成了白嘉軒展示男性威嚴的象徵。當提及之前六房太太時，她們只被評為福淺命薄，配不起白嘉軒這位貴人才匆匆離去。迂腐迷信還要將責任推給女方，女性只能是男權的陪襯品，始終擺脫不了第二性的地位。

田小娥作為作品中最反叛的女性人物，結局可謂最悲壯而令人深思。她出身於秀才家庭，自少於受傳統禮教薰陶，後來卻成為原上最放蕩的女性。她被賣給郭舉人作妾，日夜受到郭妻欺壓，每夜為郭舉人「泡棗兒」，作為「養生」的工具。當她遇上黑娃，便渴望在他身上得到心理與肉體上的滿足，沒多久便與黑娃成婚。這種婚姻在當時是不可能為社會容許的，他倆被禁止踏足祠堂，象徵他們的婚姻不為宗法所許。儘管如此，田小娥總算脫離前一段的非人生活。鹿兆鵬的出現成了轉捩點，黑娃因受他邀請參加共產黨活動而被迫流亡，田小娥頓時失去了精神與經濟支柱。她為了替黑娃求情，誤墮鹿子霖的陷阱，成為鹿家與白家對抗的棋子，成為鹿子霖與白孝文的洩慾工具，飽受心理與肉體上的煎熬，精神上也慢慢步向墮落。正如鄭周明所指，她「一生兩進祠堂，都不是為了叩拜列祖列宗，而是體味族規的嚴酷。」[3]田小娥由此至終都任人擺佈，對於人們的欺壓，她無力反抗。儒家傳統不僅沒能解救她，反而加深她心靈與肉體上所受的煎熬。她是進不了堂的妻子，被拒於祠堂門外，卻又要受到傳統禮教約束，揭示了傳統道德觀的自相矛盾之處。而「泡棗兒」則可解讀為儒家文化的象徵符號。田小娥被迫替郭舉人「泡棗兒」，讓他可以延年益壽，卻令田小娥的女性肉體受苦。在傳統禮教底下，女性必須犧牲自尊及個體自由，成為單純的繁殖工具，為男權服務。


結論

作品中的類型化人物形象，充分展現出作者對儒家文化的複雜情感。作者一方面認同儒家文化，但對於其缺失之處，仍不遺餘力的加以評擊。在歷史的大洪流中，儒家傳統的宗法制度的確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但儒家的道德規範實際上維護了男權體系，而犧牲了女性的權益。主人公白家軒被塑造成儒家的堅實追隨者，他處理日常的大小事務皆以「仁義」為大宗。白嘉軒作為典型的中國農民，堅持每天下田耕作，並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儘管政治從來不放過他。在原上大小事件中，白嘉軒總擔當公正人角色，但無可否認他在維護傳宗法制度時，總會有意無意的犧牲女性權益。事實上他個人只視女性為繁殖工具，女性的尊嚴與權益從來不在他的考慮之列。他上山找女人作媳婦時就曾說：「只要能給我白家傳宗接代就行了」（第三章，頁11）他娶妻只有一個目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成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白嘉軒在表面正義凜然的形象底下，其實有着典型的男權主義特徵。

《白鹿原》的女性人物永遠是悲劇角色，尤其是企圖逾越傳統道德規範的女性。田小娥曾短暫享受與黑娃的美好生活，但她倆始終不是正式拜堂的夫妻。因為他們脫離了傳統的倫理規範，那怕他們兩情相悅，仍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她被拒於祠堂門外，卻又要受制於傳統禮教，並受到禮法的制裁。這提出了一個疑問，到底儒家文化保護了誰？當黑娃與白孝文能帶罪重返祠堂，田小娃就只能被鹿三亂刀殺死，要不是發生瘟疫，她死後的屍首還沒人理會。一句「女人是禍水」，便將白孝文與黑娃的墮落通通歸咎於田小娥，可見傳統道德從來沒有為女性提供保護，反而把一切責任推卸予女性承擔。鄭周明指出：「女子從來沒有被當作人看待。她們要麼是供男性發洩性欲的工具，證明男性力量強大的客體；要麼是維繫宗法的傳宗接代的符號。」[4]女性只能成為男權體系一部份，盡其「天職」，否則被視為禍患，像田小娥般死於亂刀下。作者安排白嘉軒六娶六喪，就揭示了在傳宗接代的大前提底下，女性作的犧牲是無從估計的。田小娥最終化成無數小蛾，為白鹿原帶來一場死傷無數的瘟疫，作為最後的反抗與報復。


註釋：

1. 白燁：〈史志意蘊‧史詩風格──評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當代作家評論》， 1993
   

2. 張盛春：〈試析《白鹿原》中的男權文化〉，《四川戲劇》，2006年04期

3. 鄭周明：〈《白鹿原》的女性悲劇〉，《學術探索》2006年第1期

4. 同上

參考文獻：

主要參考書：

1. 陳忠實著 《白鹿原》 (頁數以「夢遠書城」網絡版為準)
   

主要參考論文：

1. 白燁著 〈史志意蘊‧史詩風格──評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當代作家評論》， 1993
   
2. 周朔著 〈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狀態的分析〉，《廣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1期（總第113期）
3. 張盛春著 〈試析《白鹿原》中的男權文化〉，《四川戲劇》，2006年04期
   
4. 鄭周明著 〈《白鹿原》的女性悲劇〉，《學術探索》，2006年第1期
   

先通過樽頸，確保閣下有足夠消費能力及競爭意欲。這是常設機關。

UC、L1、UG、L6？

成功突入，你看不到任何指示，地圖收於樽頸處，你當然看不到。成熟的消費者應放棄一切指南，任由慾望隨意搖擺。

「公平貿易」成了逼令邀出十蚊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沒錯，有付款的義務，可沒有即時享用商品的權利。早慣了逆來順受。

轉身找到缺口，那一處連霸道的尼古丁氣味都必須瑟縮一角的狹長地帶，我總算感受到咖啡因的最後掙扎。

「官場小說」的興起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文壇再度興起一種題材小說──「官場小說」。「官場小說」以呈現官場生態、揭示官員生活為故事骨幹。這種題材一方面接近讀者，另一方面因讀者所接觸的層面不同而保有陌生感。其實小說以「官場」為題材已不是新鮮事，《三國演義》、《金瓶梅》等經典都對「官場」有頗深刻的描述。隨着內地80年代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官民間的矛盾日益擴大，基於建制上的侷限，民眾無法從政治層面上表達意見，遂於文藝領域尋求發洩空間，《國畫》一類「官場小說」正好提供這樣一個平台。

《國畫》可算一部「小人物」的官場奮鬥史。主角朱懷鏡由小小的副縣長，一步一步晉升為市的財政廳副廳長。機智是他最大的本錢，他利用官員間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運用各種方法與上級領導建立關係，扶搖直上。《國畫》的作品世界極具真實感，王躍文把自己在縣府工作的見聞寫入《國畫》中，從現實生活中取材，再進行藝術化處理，探討人性之餘亦達到反映現實的效果。正因其選材極具說服力，使之被喻為當官前必看的「做官指南」。雖然《國畫》的題材相較其他流行文學嚴肅，但王躍文運用幽默諷刺的手法，使這洋洋五十萬字不至枯燥乏味。

另一方面，《國畫》巨細無遺的呈現出當代官場生態，完全滿足了讀者的窺探欲。正如評論家解壐璋所說：「展示罪惡和官員的腐敗生活，尤其我國政治有如鐵幕，有人捅開一點，大家就很愛看。所以，官場小說一開始流行，跟滿足了這種窺視心理有關。」[1]讀者每每有跟幹部接觸的經驗，《國畫》所呈現的官場生態一方面與讀者產生共鳴，另一方面提供了極富新鮮感的信息。後來《國畫》遭政府查禁，就更進一步提高它的「被窺探價值」。


《國畫》呈現的官場生態

「我曾多次辯解：自己寫的並不是甚麼官場小說。官場只是我小說人物活動的場面而已。」[2]雖然作者王躍文一再否認他寫的是「官場小說」，但他所描繪的「官場」實在惹人注目，其細緻寫實程度已達到反映現實的效果。《國畫》主角的名字朱懷鏡中的「鏡」，本身隱含着「反映」社會現狀的意思。朱懷鏡出身寒微，父親為農民，是典型的小人物。作者為朱懷鏡鋪設發跡道路，描寫他如何在「官場」掙扎求存、扶搖直上，由一個「坐冷板凳」的副縣長，慢慢晉升至財政副廳長。

朱懷鏡可以靠自己的才幹攀上鳥縣副縣長，但若要再攀上省級或市級，就非得與上級領導打好關係不可。為了處理複雜的人脈關係，他甚至有一套「公共關係系統」。「他知道有時候最大的法不是憲法，而是看法。」（第一章，頁2）說明了一旦上級領導對你有「看法」，別說升官，連今天的地位也隨時不保。某些上級對下屬有提拔的權力，當然也有扼殺的能力。另一些上級雖然沒有提拔權，但他只需阻止下屬接觸上級，又或是不在上級前給予任何評價，上級對下屬沒有何認識，自然不可能給予任何升遷的機會。所謂「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能力當參考，關係最重要。」（第六章，頁33）除了要小心上司的臉色，巴結上級的功夫也是不可少的，因為人脈關係比甚麼都重要。朱懷鏡經常請老朋友李明溪替他畫畫給領導，就為了跟他們「拉關係」。這些畫往往很受幹部歡迎，他們不一定熱愛藝術，只是認為在家裏或辦公室裏擺放一些畫或其他藝術品就能表現個人「修養」，有助提升形象。除了送畫，「打麻將」也是討好上級的好方法。「……我今天告訴你們二位，也請你們保密。打麻將時，我總站在皮市長身後看牌，他缺什麼牌，我就做暗示。你們手中有的牌，就不要吝惜……」（第八章，頁47）為求讓皮市長贏錢，下級幹部送錢之餘還要多費心思，不是下級願給錢上級就一定收下，這就是官場的「潛規則」。

除了「送畫」和「打麻將」，「飯局」在朱懷鏡的升官路上也起了關鍵的作用。文中多次出現「飯局」情節，每段敍述的細節也有微妙的差別。朱懷鏡出席每一次「飯局」都有特定目的。例如第一次的「飯局」就是為酒店無理打傷朱懷鏡的表弟而去的（第一章，頁5）；有一次是皮市長的小兒子出國留學，幹部們爭相送禮後，皮市長為答謝而設宴（第四章，頁22）。頭一次「飯局」，朱懷鏡事前已收到酒店賠款，又扣起了大部份款項沒有交給表弟，因而顯得有些尷尬。但酒店經理相敬如賓，百般恭維，朱懷鏡才慢慢習慣。這反映現實中商人為求生意順利，總愛討好政府官員，那怕他們的職級可能並不高。朱懷鏡之前受到派出所所長的「幫忙」，使酒店看他的面子而賠款給他的表弟，今次又受到酒店總經理的款待，他開始享受這種虛榮感。另一次「飯局」的主角則為皮市長。為顯示自己職位高，他遲到又早退，擺出一副公務繁忙的樣子。位高權重的幹部總愛對下級賣弄自己的職級，顯示一下官威，而下級卻不會有任何異議，還要爭相說一堆恭維的說話。官員們到來只為送錢給皮市長，為市長兒子餞行只是名目罷了。這也是「潛規則」的一種，官員之間的利益操作總習慣巧立名目，不能無緣無故送錢，否則就成了明目張膽的賄賂，無人肯接受了。作者安排的兩個「飯局」，已勾勒出中當代中國「官本位」的社會形態，人的價值全由以職級評定。

在《國畫》中，作者安排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嘗試呈現出幹部在民眾心中的形象。朱懷鏡等一眾幹部表面道貌岸然，其實跟思想行為極不相配。他們包養情婦、濫用職權、互相包庇。比如朱懷鏡與梅玉琴的婚外情，柳秘書長私通伊甸園的女老闆等等，都顯示幹部包養情婦是平常不過的。而朱懷鏡沒學過車，未通過任何檢測，交警隊就將駕駛執照批給他（第八章，頁45），明顯是抵觸法律、妄顧其他駕駛者安全的濫權行為。至於上文提及過的皮市長，他滿口革命術語，骨子裏卻非常迷信。「神秘，神秘啊！這就真的是一種神秘的生命現象了。」（第四章，頁24）這句話是在他認定袁小奇有特異功能時說出的，其實袁小奇只是常人一個，所有事情都不過是偶然。又例如張天奇打算讀研究生，「朱懷鏡其實知道在職研究生是怎麼回事，不過混個文憑，往臉上貼金而已，誰認真讀書？」（第六章，頁36）內地官員往往喜歡在身居要職後「補」一個學位。「中國政要的博士學位，基本上都是擔任要職以後獲得。」[3]對於幹部們，學位不過是他們官服上的一道裝飾罷了，與工作能力未必有關，反而更像是職級權力的表現。所謂「計劃外收生」，官員無需與其他學生在試場上競爭，只要稍動權力就可獲得學院取錄，就如張天奇叫下屬朱懷鏡找賀教授一樣。他們甚至連論文都交由下屬代筆：「鄧才剛過來說：『皮市長的論文寫好了。』這是替皮市長寫的一篇有關財源建設的論文……」（第八章，頁48）中國官員擁碩士、博士學位的數字不斷提高，民眾無法不懷疑，為什麼官員身居要職還能騰出時間讀書？作者在《國畫》正正提供了答案。


《國畫》的批判意義

《國畫》以官場為故事場景，以主角朱懷鏡的「官場奮鬥史」為主軸，將當代中國官場的生態環境及「遊戲規則」呈現於讀者眼前。朱懷鏡曾有清廉自守的日子，其時官位一籌莫展；後來他順從「官場規則」，仕途卻諷刺地一帆風順。朱懷鏡透過「送畫」、「飯局」及「打麻將」，建立與上級領導的聯系，靠關係取得升官的機會。作者對「送畫」、「飯局」及「打麻將」的情節作深入描寫，既能以具體的場景交代故事發展，也起到了批判現實的作用。上級任人唯親，提拔人員取決於「關係」，而非能力。簡而言之，下屬升官要對上級有利才有機會，使之構成複雜的官場人脈關係網，就像電腦程式般，既複雜又呆板。「關係網」雖起到互惠互利的作用，但只要其中一個成份遇到問題，隨時拖垮整個「關係網」。朱懷鏡就因皮傑出走而受到牽連。就如早前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一遭揭發，就發現越來越多機構牽連在內，受影響的不會只有一兩個幹部。缺乏妥善監督的政治體制與中國傳統以人情關係為中心的處事風格緊扣一起，互相拉攏，互相蠶食，以至形成今天腐敗的官場文化。

除了對「官場規則」的敍述，作者在作品中也強調複雜的人性。「官場只是我小說人物活動的場面而已。寫人才是我小說的真義。」[4]朱懷鏡沒有崇高的理想，他只是個實實在在活於官場的幹部，既不是完全正面的人物，也不是完全邪惡的人物，形象十分立體。雖然他運用權術扶搖直上，精神漸漸腐化，但他都有反省悔疚、自我掙扎的時候。他雖適應了腐敗的官場，卻犧牲了純潔的精神。在一切事情過後，朱懷鏡的處境雖不至陷於萬刧不復，但至少他要重新開始。這一刻的他，似乎陷入了迷失。而朱懷鏡的朋友──畫家李明溪，是唯一活在官場外的人物。李明溪的「溪」與「晰」同音，暗示了李明溪（明晰）獨善其身，其實是最清醒的人物。他刻意與官場活動保持距離，帶着陶淵明式的避世思想。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破了官場的繁文縟節，與身處官場掙扎求存的朱懷鏡扣成對強烈對比。李明溪最後都給藝術院院長逼瘋了，明理人的下場只能永遠的脫離現實，這是作者對現實的抗議。

作者不直接以理性的角度批判官場積弊，而是通過描寫人性、幹部活動及官場的「潛規則」，專注於營造官場的生態環境，再由讀者自行判別。縱然作者從現實中取材，鋪設朱懷鏡這種典型的幹部發跡路，但作者只將幹部活動的細節呈現於讀者眼前，並沒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甚至有人因此認為作者實際上是認同官場上的醜惡行為。其實作者只是將批判的責任交給讀者，由讀者自行評定，是富有「相對主義」色彩的做法。作者自己同意不同人對他的作品會有不同的解讀：「如果把作小說比作化學試驗，那麼人就是試驗品，把他們放進官場、商場……等等不同的試劑裏，就會有不同的反應。」[5]作者這種處理手法，已擺脫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



註釋：

1. 解壐璋：〈官場小說：是「做官指南」還是批判現實？〉，《南方日報》，2007年08月12日。
2. 王躍文：《官場無故事‧自序》，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年。
3. 胡化：〈令人生疑的高官學位〉，《明報月刊》，2007年10月。
4. 王躍文：《官場無故事‧自序》，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年。
5. 王躍文：《國畫‧代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參考文獻

主要參考書：

1. 王躍文著 《國畫》，網絡版

主要參考論文：

1. 王明道著 〈略論王躍文『官場』小說的傳承與突破〉，《運城學院學報》，第1卷第6期，2003年12月
2. 段崇軒著 〈官場與人性的糾纏──評王躍文小說創作〉，《小說評論》
3. 張慶滿，宋江順著 〈似畫乃鏡 照徹靈魂──青年作家王躍文長篇小說《國畫》評述〉，《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1期，2002年3月